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日本学者继西方学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国各地进行各类调查，并因此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和大量的图像（包括绘图和照片）资料。其中就包括日本佛教史学家常盘大定和建筑史学家关野贞合著的十二卷《支那文化史迹》(新版更名为《中国文化史迹》)。该书中文全译本日前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编纂，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新书出版座谈会于6月8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召开。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认为《中国文化史迹》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它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书中照片和图像资料所反映的史迹和文物，经历百年的时代巨变，有很多现在已经不存，或者损坏，或者改变样貌。因此书中的照片图像已然成为保留这些史迹和文物物质样态的唯一材料，其珍贵性自不待言。

《中国文化史迹》

日本学者考察中国留下晚清民初史迹影像

在清末民初中国时局动荡期，许多来自欧美和日本的探险家和学者相继来到中国，进行历史文化遗迹的调查和发掘活动，并因此发现了著名的敦煌遗书和居延汉简。这些探险家包括瑞典人斯文·赫定、喜仁龙，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德国人李希霍芬等。

日本明治时代以后，尤其是20世纪初至20世纪40年代，在日本政府和财团的支持下，日本学者继西方学者之后，成批前往中国各地进行各类调查，并因此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和大量的图像（包括绘图和照片）资料。其中就包括日本佛教史学家常盘大定和建筑史学家关野贞合著的十二卷《支那文化史迹》(新版更名为《中国文化史迹》)。

《中国文化史迹》

《中国文化史迹》

1918年至1924年，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组织田野调查团，在中国的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从事文化史迹调查工作，借助照片、图解和文字记录了晚清民初中国文化遗迹保存与变化实况，编著了十二卷以图片为主的大型图录《支那文化史迹》。日文初版曾于1939年5月至1941年7月由法藏馆陆续印行，共12辑。

据该书中文全译本主编，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院长李星明统计，原书记述了大小佛教石窟群和摩崖窟龛二十九处，如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巩县石窟、北响堂山石窟、南响堂山石窟、天龙山石窟等，著名的佛教圣山七座，佛教寺院或寺院遗址二百三十四处。在涉及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高僧时，还专设高僧小传，这样的小传计有四十一个；同时在踏查佛教史迹过程中踏查道教史迹28处······

书中图片：龙门奉先寺大佛右胁侍菩萨和罗汉

书中图片：天宁寺 梵钟

“《中国文化史迹》用它的内容和解说来告诉我们，历史不仅仅由文献构成历史，还有物质、图像和器物构成历史。书中的史迹很多都有双重的史料价值，文字史料价值和物质史料价值。”李星明说。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认为《中国文化史迹》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文化遗迹的“定格”，它为当时的中国学界，提供了中国古建筑、雕塑、陵墓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与初步研究。

“在中国自身没有大规模文物普查的时代，由于他们调查了相当广泛的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河北、山东、陕西、北京、湖南、湖北、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安徽、江西(除了西北、西南与东北)，也挑选了数量颇大、有代表性的重要文化遗存，这一调查等于给当时的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按图索骥和继续研究的目录。”葛兆光说。

书里内容

中文全译本呈现文物遗迹百年变迁

东乡县喇嘛川木雕工艺制品有限公司的工人正在加工木雕产品。经过多年的发展，东乡县的木雕产品名气越来越大，深受国内外消费者喜爱。本报通讯员 梁永吉

近年来，临夏县为了加强特色文化产业开发，着力打造经营性文化拳头产品，使传统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按照“小产品、大产业、大市场”的开发思路，将砖雕产业作为重点发展的一大支柱产业来培育。先后成立多家公司，设立临夏州砖雕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并成功举办了“2017全国砖雕文化传承与创新峰会暨全国砖雕传统手工技艺大赛”。

砖雕是我国独特的建筑雕刻和装饰艺术，已有2000多年历史。而临夏砖雕构思巧妙、技法独特，在全国众多砖雕流派中自成一派，成为河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凝结着临夏各族人民的智慧。2006年，临夏砖雕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向国家商标局申请注册了“河州砖雕”商标。

临夏县砖雕产业由探索、起步、培育的初级阶段进入渐臻成熟、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从初的零散、作坊式生产起步，培育了以神韵、能成、青韵等砖雕公司为代表的一批龙头企业，砖雕产业成为一大支柱产业。目前，全县年生产砖雕产品2万多平方米、砖雕工艺品5000多件，1800多人从事雕刻及安装，产品远销省内及青海、新疆、山西、陕西、北京、天津等地。

“一幢民国时期小洋楼的立面将被改造。”前不久，越城区中兴南路上一幢青砖小洋楼的外围搭起了脚手架，这一消息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引发市民热议。许多市民表示，绍兴是历史文化名城，不能这么鲁莽地对待这些上了年纪的古建筑。还有不少市民希望媒体能加强舆论监督，呼吁立即停止对老建筑的立面改造。

建筑是历史文化积淀的表现形式，承载着城市记忆。这幢楼的外围为何要搭起脚手架，是否真如传闻中所说的要立面改造？记者采访了相关部门和专家，了解了相关情况，把事实还原给市民。

A  小洋楼建于民国时期 整改是进行细节修缮

这是一幢三开间两层小洋楼，位于越城区中兴南路景岳堂国药馆旁，坐北朝南，占地约百平方米。大门朝南，砖木结构，青砖黛瓦，内设凹型长廊，前檐置平台，由青石构筑，东西两侧有阶梯，建筑本体外立面墙体采用四柱长拱四窗，整幢楼风格似中西合璧，颇为精致大气。

为了探求此小洋楼的来历，记者采访了文史专家、绍兴市乡土文化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何信恩。何会长介绍道，这是上世纪初来绍传道的美籍牧师邬福安夫妇与聂士麦夫妇所住的牧师楼，建成时间稍晚于大坊口的真神堂，现归属于柯桥区老干部局。邬、聂等人与高福林医师(福康医院创办人)一样都是在绍居住多年的中国通，对绍兴怀有深厚的感情，回国后仍不断派子女前来绍兴“探亲”，直到晚年依然念念不忘绍兴这块故土。故无论从建筑物本身的文物价值还是从基督教传入绍兴的历史研究价值来讲，这座小楼都是历史的见证，需妥善维护。

那么，为何小楼沿中兴路一侧搭起了脚手架，是否真如周边居民和网上传说的那样，小洋楼被列入市政美化沿街建筑立面改造范围呢？对此，越城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景观美化”项目负责人孙科长解释道：“近期确实在实施市政美化沿街建筑立面改造项目，但在制定项目实施方案前，我们便应绍兴市文物管理局要求，只计划对其北首圆弧处做部分仿古改造，整体建筑维持原状。搭起脚手架的原因是准备近日进行一些表面清洁、细节修缮的工作，不会去大幅改变其原先的面貌。”

B  古建筑修缮屡屡引发热议 翻修是否不可避免

粼粼的波光辉映着白墙竹影，婉约的江南蕴涵着翻轩骑楼，老街水巷与橹声灯影交织在一起，粉墙黛瓦勾勒出一幅隽永秀丽的水乡画卷——35年前，绍兴凭借着极富特色的水乡符号成为全国首批24个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近几年来，随着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传统文化的观念逐渐普及和深入，古城内人们的文保意识也日益增强。

相关部门的答复让不少市民笑称“虚惊一场”，此事件也折射出人们对古建筑修缮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强。近年来，全国各地修葺古建筑，乃至新盖仿古建筑的风潮越来越大，各种争议也从未断绝，许多修葺行为被批评为破坏文化，而非保护文化。人们纷纷讨论，古建筑的翻修是否无法避免？

这其中，有两种声音。一种说法是有些居民认为古建筑在今天大多只具备观赏性，实用意义已大部分消失，应顺其自然，不需翻修，且对老建筑进行任何形式的修建都属于破坏。另一种认为，翻修不可避免，否则，无论是多么精美的建筑，经历长时间的风雨侵蚀，都将残破不堪、岌岌可危。

对此，何信恩比较认同后一种观点，他说：“绍兴传统民居的色彩以黑、白、灰为基调，被人们称为黑白文化。在古树名木、庭园绿化和河湖水面烘托下的粉墙黛瓦传统民居，使城市色调十分和谐和淡雅，这也是很难得的一项城市特色，需要科学合理的传承下去。但对古建筑的保护不等于一动不动地任其受到自然损坏而不采取措施。关键是不能拆真造假，搞假古董式的所谓恢复旧貌，必须保持历史建筑的基本结构与原真性。”

C  通过科学的修葺 保留完整的文化韵味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有没有必要翻修，而在于如何翻修。绍兴市政协委员袁文娟说，“老建筑的风格原貌不要轻易改变，要修旧如旧，对于还未列入文保单位的近代建筑，也应请专业人士前来‘把脉’，由专家制定周密的修缮计划，大限度的保留其文化精髓。”

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革，古建砖雕唐语砖雕特别是商品需求和交换的巨大增长，给两宋的城市面貌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之一是市井建有了巨大发展，打破了以前里坊制城市中盛行的坊市分离制度，在东京、临安等大城市，店铺林立，街市繁闹，有的渐渐发展为规模庞大的商业街；有的地方专业商店逐渐演变为按行业相对集中，沿街建店的行业街。古建砖雕唐语砖雕使城市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而古代墟市结构也因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遭到了强有力的冲击，商人的社会作用日莅为人们所认识，开始出现了“工商亦为本业”的思潮，社会上崇商弃农，士商渗透和官商融合渐成风气，这种社会风气在全国工商业发达的一些城市，反映得尤为突出，对市井建筑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狭义的市井建筑即指商业建筑，《管子·小匡》中有：“处商必就市井”。两宋时期由于社会经济与生活的发展变化，市井建筑的外延已有了很大拓展，除传统意义上的商业店铺之外，还包括工商一体的手工业作坊，城服务业建筑，与商业和服务业相关的文化娱乐性建筑，以及一些城市管理设施等。其建筑类型主要有酒楼、店肆、旅、榻房、演艺场所（瓦子）等等。

宋代的市井建筑主要有三种构成形式。一种大休是由住宅改做而成，以院落式为主．临街设为店面，院内或作经营，或作住宅，或为作坊。整体平面布局和建筑形式多与民宅无异，只加以商业性装修、重点在临街的店堂门面。第二种是根据街道和行业个性，特别进行自由布局，建筑形式亦较灵活，常有平面凸凹和体型高下的变化·以上两类布井建筑以悬山顶居多，但出山不远，这是因为商业用地地皮紧张，房屋密连，而悬山顶交叉组合较为容易，且本身构造也较简单：然而一般在街的拐角处多用歇山十字脊屋顶，使建筑造型完，又丰富了景观。第三种是专为商业活动所建的房屋，即“赁官地创屋，与民为面市，收其租。”也有的称之为“市廊”，它们是建在道路两侧，类似廊庑的长屋，用以作为定期商业活动的开市场所·这种建筑物本身非常简单，建造者投人资金少，赚得租金快，利润高，一些官员常常利用职权占得街道两侧建起大批市廊，与民争利。

巧用结构与材料——屋顶排水

中国古建筑防水有“以排为主，以防为辅”、“多道设防，刚柔并济”的理念，说到“排水”，古人首先是从屋顶下功夫。

古代建筑的屋顶，多采用高屋脊、大坡度的设计，靠近屋脊两侧的坡度超过60°，而在檐部的坡度不足30°，利用陡坡使水急下，再因惯性冲出檐外。

中国传统建筑的屋顶，多用大坡度的设计，靠近屋脊的坡度超过60°，而靠近房檐的坡度小于30°，利用惯性使快速流下的雨水冲出屋檐外。

各种屋顶式样中有利于排水的，叫做悬山顶。所谓“悬山”，就是屋顶房檐伸出“山墙”外，显然更容易将雨水排出。悬山顶在屋顶的式样中，等级不高，因此多用于百姓的建筑，皇室建筑用的不多，不过也并非没有，如圆明园中有几处，供皇帝读书作画的碧桐书院就是一例。

圆明园碧桐书院复原图。圆明园中像碧桐书院这样的悬山顶建筑还有一些，悬山顶是种便于排水的屋顶样式。

除了结构以外，屋顶的建筑材料也考虑了防雨的需要，这就是瓦的应用。不过早期的瓦吸水性很强，很容易造成渗漏；后来瓦的品质得到提升，吸水率降至3％，与瓷器相当。“改进版”的瓦，辅以金属、琉璃和锡等材料，使中国传统的屋顶成为“防雨能手”。

明暗两手都要硬——沟渠排水

有这么给力的屋顶，雨水基本不会渗入屋内或停留在屋顶，但从屋檐泄下的水，积在院子里也是件麻烦事。接下来要怎么排掉这些雨水呢？

作为明清两朝皇宫的故宫——紫禁城，如此宽广的地面、众多的建筑，600多年中未受积水之苦，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故宫强大的排水能力，来自各种或明或暗的导水沟渠的有效配合。故宫的地面上有很多形状像铜钱一样的孔洞，被形象地称为“钱眼”。这些“钱眼”，其实就是排水系统的进水口。

故宫地面遍布的“钱眼”，其实是雨水的进水口，水流从此进入排水的沟渠。

雨水从“钱眼”进入各种明沟暗渠之后，怎样向外导出呢？

游览古建的游客对上图中这个构件想必会印象深刻。它叫做螭首，“螭”是传说中的“龙生九子”之一，可以看做一种没有角的龙，嘴大，肚子能容纳很多水。

故宫中有很多螭首，三大殿三重台基上就有多达1142个！它们其实是排水系统的出水口。地面和沟渠中的雨水，从这上千螭首中发泄而出，形成“千龙吐水”的壮观景象。

不过，无论怎么引导和排放，雨水似乎仍然在地面上流转，但故宫的地面却没有形成积水。那么这些水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这里！大家知道，天安门外有著名的金水河，其实准确地说，那是“外金水河”。而在午门之内，太和门前流经的则是“内金水河”（上图），它是紫禁城的内河。故宫北门神武门地平标高46.05米，南门午门地平标高44.28米，北高南低。故宫的排水系统，利用中央高、四周低、北部高、南部低的形势，迅速将雨水汇总，排入内河，流出宫外。

沟渠排水是古代大型建筑（群）主要的排水方案，不仅紫禁城，作为皇家园林的圆明园，也是沟渠遍布。

上图为样式房绘制的皇家藏书馆——圆明园文源阁平面图，图中细长中空的红色“管线”，标明为“暗渠”。

圭表直立于平地上测日影的标杆和石柱，叫做表；正南正北方向平放的测定表影长度的刻板，叫做圭。当太阳照着表的时候，圭上出现了表的影子，根据影子的方向和长度，就能读出时间。但是，它是什么材料制成尚不清楚。既然铜表可以被造，也可以造一石圭，两者成为相称的配套天文仪器。就其宽度来说，用石或金属造的更合理一些。当然用土造一较坚硬的台子也不是不可能。

二、日晷

日晷，本义是指太阳的影子。现代的“日晷”指的是人类古代利用日影测得时刻的一种计时仪器，又称“日规”。其原理就是利用太阳的投影方向来测定并划分时刻，通常由晷针（表）和晷面（带刻度的表座）组成。利用日晷计时的方法是人类在天文计时领域的重大发明，这项发明被人类沿用达几千年之久。日晷不但能显示一天之内的时刻，还能显示节气和月份。当然它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笨重而且看不到阳光的时候不能用，比如阴天和晚上。

三、漏刻

刻漏，中国古代汉族科学家发明的计时器。漏是指带孔的壶，刻是指附有刻度的浮箭。有泄水型和受水型两种。早期多为泄水型漏刻，水从漏壶孔流出，漏壶中的浮箭随水面下降，浮箭上的刻度指示时间。受水型漏刻的浮箭在受水壶中，随水面上升指示时间，为了得到均匀水流可置多级受水壶。不仅古代中国用，而且古埃及、古巴比伦等文明古国都使用过。漏刻的发明年代已不可考，据史书记载，西周时就已经出现了漏刻。中国古代还出现过一些与漏刻结构原理类似的计时工具，如以称量水重来计量时间的称漏和以沙代水的沙漏等。

四、浑仪

在古代，“浑”字含有圆球的意义。古人认为天是圆的，形状像蛋壳，出现在天上的星星是镶嵌在蛋壳上的弹丸，地球则是蛋黄，人们在这个蛋黄上测量日月星辰的位置。因此，把这种观测天体位置的仪器叫做“浑仪”。浑仪的制造始于汉落下闳，到了唐代，由天文学家李淳风设计了一架比较精密完善的浑天黄道仪。元代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将其简化，创制了简仪。中国现存早的浑天仪制造于明朝，陈列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五、天体仪

天体仪在康熙八年开始制造，历经四年于康熙十二年完成，该仪用途有60多项，但它主要用于黄道、赤道和地平三个坐标系统的相互换算以及演示日、月、星辰在天球上的视位置等。此仪用一个直径为六尺的铜球代表天球，球面上布列着大小不等的镀金铜星1876颗，并把它们分为282个星官。球面上刻有赤道圈，与钢轴垂直。铜球外边南北直立的是子午圈，其上高点代表天顶的的铜制火球。球面外与地平平行的是地平圈，四根立柱托着地平圈立于底座上。

六、水运仪象台

水运仪象台是十一世纪末我国杰出的天文仪器，也是世界上古老的天文钟，由北宋天文学家苏颂等人创建。它是集观测天象的浑仪、演示天象的浑象、计量时间的漏刻和报告时刻的机械装置于一体的综合性观测仪器，实际上是一座小型的天文台。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等人认为水运仪象台“可能是欧洲中世纪天文钟的直接祖先”。

国际上对水运仪象台的设计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浑象一昼夜自转一圈，不仅形象地演示了天象的变化，也是现代天文台的跟踪器械转仪钟的祖先。

传统建筑大多数通常有地基作为基础，垂直结构梁落在了石头基座(柱础)桩上。在较低的等级结构中，平台是由夯土平台建造的，这些平台是没有铺设的，或者是用砖或陶瓷铺成的。在简单的情况下，垂直的结构梁直接被栽到地面。上层建筑通常有高凸起的石砌夯土或石基，上面有雕刻的重石基座，以支撑大型垂直结构梁。垂直的横梁仅靠摩擦力和建筑结构施加的压力保持在基座上。

结构梁：

使用大型结构木材，用于建筑物屋顶的主要支撑。木质木材，通常是大型的修整过的原木，被用作承重柱和侧梁，用来建造建筑物和支撑屋顶。这些结构的木材在完成的结构中作用突出，不得不佩服古代的建造者是如何将巨大的木制承重柱提升到一定高度的技巧。

结构连接：

木质框架通常是用细木工和定饰来建造的，很少使用胶水或钉子。这些类型的半刚性结构关节允许木材结构在高压缩的情况下抵抗弯曲和扭转。通过使用重梁和屋顶，可以进一步保证结构的稳定性。在木工中缺少胶水或钉子，使用非刚性支撑，如斗拱，以及使用木材作为结构构件，使建筑物能够滑动、弯曲和铰链，同时吸收震动、振动和地面位移，而不会对其结构造成严重破坏。斗拱有一个特殊的功能。富人用有价值的材料来装饰斗贡，以展示他们的财富。老百姓用艺术品来表达他们对房子的感激之处。

墙壁：

窗帘墙或门板的常见用途，用于描绘房间或封闭建筑物，在大多数高层建筑中一般不重视承重墙。然而，随着后期建筑结构的减少，在非政府或宗教建筑中使用承重墙的使用增加了，砖和石头被普遍使用。

屋顶：

平坦的屋顶是不常见的，而在传统的建筑中，陡峭的屋顶几乎无处不在。屋顶要么建在屋顶横梁上，要么直接在垂直的结构梁上休息。在高层建筑中，通过复杂的斗拱支架系统，支撑起支撑梁的支架，间接地将其与主结构梁连接起来。

三种主要类型的屋顶分别是：

直倾斜：

有一个斜坡的屋顶。这些是经济的屋顶，在平民建筑中普遍。多倾斜：有2个或更多坡度的屋顶。这些屋顶被用于更高层次的建筑，从富裕的平民到宫殿。弯曲型：屋顶的屋顶有一个大的曲率，在屋顶的角落升起。这种屋顶建筑通常是为寺庙和宫殿保留的，尽管它也可能在富人的家中被发现。在以前的案例中，屋顶的山脊通常都是用陶瓷雕像来装饰的。

屋顶的顶端：

一个大礼堂的屋顶顶部通常有一层的瓷砖和雕像，用于装饰目的，同时也可以为屋顶的瓦片压下屋顶以保持稳定。这些山脊通常装饰得很好，特别是对于宗教或宫殿结构。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这些山脊有时会被延伸或融入到建筑的墙壁中，形成马头墙，这是一种从漂浮的余烬中起到的防火屏障。

屋顶装饰：

从屋檐、屋顶材料和屋顶装饰的颜色中可以找到象征意义。黄金/黄色是吉祥的（好）颜色，皇家屋顶是金色或黄色。它们通常被皇帝使用。绿色的屋顶象征着竹轴，而这又代表了青春和长寿。

飞檐斗拱分类结构

中国的建筑分类包括：

亭、台、楼、阁、轩、 塔 、榭、屋、斗拱等，虽然大多只有废墟的砖和从中国古代夯土墙和塔(即公元6世纪前)幸存下来,中国古代建筑的信息(特别是木制架构)或多或少可以从现存的粘土模型的建筑物看到，古代丧葬用品类似于在一些现代的传统葬礼上焚烧的纸房子。下面的模型是在汉代（公元前202年——公元220年）制作的：

在晋朝（265-420）和六朝时期，建筑或整个建筑的微型模型经常被用来装饰所谓的“灵魂花瓶”的顶部，这是在那个时期的许多坟墓中发现的。

一、我国古建筑风险

（一）我国古建筑面临一定风险挑战

我国古建筑以木结构为主。我国现存古建筑有8万多处，其中木质古建筑占三分之一以上。在地域分布上，南方多于北方。北方的木质古建筑主要集中在山西、北京等省份。南方的木质古建筑主要集中在云南、贵州、湖南等省份。

我国古建筑风险状况不容乐观。从大量案例来看，我国古建筑主要面临火灾风险、水浸风险、腐蚀虫蛀风险及人为破坏风险等。

（二）我国古建筑火灾风险尤为突出

火灾风险尤为突出，这与我国古建筑特点有关。一是我国古建筑材料大量采用木质，具有易燃性。二是建筑造型不利于扑救。三是院落布局加剧火灾蔓延。四是性质及使用功能决定风险隐患大。五是地理位置偏远不利于消防车进入。

二、我国古建筑风险保障现状

当前，我国古建筑的风险保障主要以政府为主，商业为辅。从古建筑保护的级别看，可分为文物、非文物。列入文物的古建筑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法》，经政府文物部门认定的古代建筑。非文物古建筑指未纳入国家文物范畴，但具有历史、文化、科学价值的古代建筑。

对于纳入文物保护的古建筑，政府从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层面给予了详细的保护规定，可以说文物级的古建筑的风险保障是有法可依的。当前，对于这部分古建筑的风险管理工作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开展，包括消防管理、风险检查、保护规划等。可以说，国内商业保险参与其中的程度并不高，国际上也是这样，对于不可移动的古建筑商业承保的空间和力度不大。当前，针对古建筑，国内保险公司有一些创新型产品的探索，如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的古建筑保险，用于承保维修费用。

对于未纳入文物保护的古建筑，亟须解决的是很多农村地区古民居的风险保障问题。我国一些农村尤其是山区的民居由祖辈传下来，很多也历经百年，具有当地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还有一些具有独特的建筑工艺，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这些建筑往往是个人产权，农民本身对其保护的价值意义理解并不深，缺乏经费投入，这些古建筑相对风险更高，更需要引起关注。当前，保险对于这些建筑的覆盖还是有一定广度，主要以农房保险形式开展，赔偿农户房屋因自然灾害、火灾等发生的损失，但保障程度上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三、我国古建筑保险开展情况

我国当前大量古建筑的风险保障工作，一方面主要由政府组织开展，另一方面商业保险也在发挥积极作用。

（一）保财产——以农房保险为主，部分商业用途投保企财险、贷款抵押房屋险

1. 农房保险保障广大农村地区古民居

木结构房屋是我国农村地区主要建筑形式。我国南方很多地区的少数民族村寨现存大量木制建筑，很多是百年以上老宅。这些古民居主要以农房保险形式承保。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和4个计划单列市已开展农房保险工作。按出资、风险承担方式不同，农房保险模式可分为：一是完全财政统保；二是财政统保“保基本”、农户自愿参保“保增量”；三是政府、保险公司联办共保。目前，第二种方式是主要方式，被普遍采用，福建省还开创了农房保险的“龙岩模式”。第一种保险模式只在少数老少边穷地区开展，针对特定贫困群体，政府给予支持，带有扶贫性质。第三种保险模式目前只在西藏地区开展。

2. 部分商业用途古建筑投保企财险、贷款抵押房屋险

从一些火灾保险理赔案例看，当前一些古建筑还投保了企财险、个人贷款抵押房屋综合保险等。这些情况主要集中在商业开发成熟的古镇，如香格里拉等。一些个体工商户、旅游企业为所经营的房屋投保商业保险。但这些房屋大部分为近十几年来的新建住房，形式上仿古，个别为老宅基础上进行改造，其装修装饰主要用于经营用途，算得上文物级的古建筑很少，因为国家规定不可移动文物一般不得转让、抵押，不得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目前，这些建筑的风险保障可采用成熟的商业保险方案。

（二）保维修——专属古建筑保险产品的探索创新

古建筑不同于一般商品，其突出特点是“不可逆”性，古建筑本身的经济属性不明显，更多的是宝贵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一旦损坏则不可复制，再多金钱也难以补偿。因此，古建筑的风险保障重在事前预防，事后补救修复，而非经济补偿。从实践看也是如此，古建筑管理部门大量需求在于是否能够修复。

国内保险公司针对这一迫切需求，近年来也作出了积极探索尝试，一些创新型的产品应运而生。比较典型的是苏州市古建筑保险，用于保障古建筑维修的费用。苏州市古建筑保险的主要内容是当古建筑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时，保险公司负责赔偿。

（三）我国古建筑保险发展有待解决的问题

夜幕下的“归原小镇”民宿。 （受访者供图）

　　果园建成了景区、烤烟房变成了书吧、土瓦房成了工作室……在武隆区仙女山镇的荆竹村，沉寂的大燕窝（小地名）正崛起一座“归原小镇”。

　　8月14日，仙女山镇负责人告诉记者，盛夏之际，“归原小镇”既可以消暑，更可以养心。日前，记者前往荆竹村进行了一番打探。

　　从仙女山镇上到大燕窝只有10来分钟的车程。这里坡陡谷深，仙女山旅游热起来后，村里大多数村民都搬迁到场上落户，留下土墙青瓦房，七零八落地散落在山坳里。

　　“搬出来了就没想过回去。”冉波家的土墙房早已是危房。去年6月，有投资商到大燕窝建造“归原小镇”，随后收购了他与另外10户邻居的土瓦房。冉波说，“没想到烂房子也能变成钱。”

　　一年后，奇迹发生了。冉波家原来的危房变成了一间工作室，那堵开裂的墙镶嵌在钢架结构中，就像悬在屋中的一幅画。而邻居冉光育家的烤烟房摇身一变成了书吧。

　　“归原小镇”负责人介绍，“归原小镇”作为重庆首个“田园综合体”，借助大燕窝僻静的山谷与坡地，力图营造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意境。“

　　据介绍，“归原小镇”占地约1160亩，以芷芯堂为中心布局，包围式分布农作之辛、探索之险、邻里之亲、沐心之域、幽韵之谷等五大园区。目前，“归原小镇”已建成“观澜汀”“芷芯堂”“田园茶室”等设施。

　　仙女山镇一共有7个村（居），其中仙女山度假区主要集中在石梁子社区，而荆竹村、桃源村等之前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仙女山镇负责人称，推进全域旅游建设，不仅让僻静的荆竹村成了热土，吸引了外来投资商，还调动起了当地村民发展旅游的积极性。

　　毗邻大燕窝，有一个叫小坝的地方，四周悬崖壁立，谷底平坦开阔，一条河沟将坪坝一分为二，小坝由此得名。

　　“有山有水，森林植被好、夏天气温不到30℃。”村民周六均说，近些年，小坝陆续出现了14家农家乐，他与哥哥周六忠也合伙建起了“周佳兄弟山寨”。他告诉记者，过去因道路狭窄、河沟涨水易成灾，外来游客并不是很多。

　　去年，周六忠出资10万元，再组织周六均、高国秀、冉松、冉林、冉小梅等5户农家乐各自出资4万元，成立汀澜种植专业合作社，将公路从原来的3.5米拓宽到4.5米，对1.3公里河道进行河堤硬化、河床清淤；沿公路两旁栽植100株桂花树，房前屋后培植玫瑰、月季等花草。

　　受周六忠等6户农家乐带动。8月初，村民吴昌健也自掏腰包5万元在道路两旁安装了13盏路灯。

　　环境好了，游客也多了，“周佳兄弟山寨”一共有82个房间，过去两个月平均每天入住游客有90人左右。周六均说，“谷底山寨，虽只有巴掌大块天，却也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