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巴黎圣母院火灾引起各方关注。巴黎圣母院火灾之后,摆在法国政府面前的,就是修复工作。可能耗时漫长,好在有所参考——瓦萨大学艺术学院一位副教授已经完成了对其的数字化扫描工作。数字世界中,巴黎圣母院的塔尖依然耸立。灾难给我们的警醒是,保护文物本体永远是最重要的工作,没有之一;而且,对文物的数字化记录必须赶快进行,特别是对于世界遗产级别的文物,要真正记录到一旦损毁可复原的程度。
其实,再好再完备的记录,都不可能替代文物本身。但用数字化技术凝固下当时当刻的信息,却可在灾难后,成为对文物进行修缮、保护和研究的重要参考。目前,激光扫描技术、多图像三维建模技术和摄影测量技术等,已经全面应用于以古建筑为代表的文化遗产数字化领域。这些技术的介入,也使得精准保真地记录文物的“形、色”信息成为可能。
所有的文物、建筑都可以而且应该进行数字化记录。但受制于种种因素,世界上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完成了他们全部文物的数字化。古建筑数字化的难点在于,建筑是人类活动的舞台,是最复杂的文物。对中国的古建筑来说,要对其进行数字化,就要对建筑群所处的环境、建筑群的布局、单体建筑的结构、建筑的彩塑壁画等附属艺术、历代留下的碑刻记录等一应文物和信息全部进行数字化采集和记录,这需要综合的技术组织才能完成。
更何况,有些古建筑的数字化确实非常困难,比如有复杂的斗拱或浮雕的古建筑。中国建筑,自古以来,即以木构架为骨干,墙壁隔肩以维护,不负担屋顶的重量。这种木构架,下有立柱,上有梁檩。在梁檩与立柱之间,有一个过渡部分,由许多枓型木块与肋型曲木层层垫托向外伸张,在檐下可以使出檐加远,这便是中国建筑数千年来所特有的‘枓栱’部分。” 梁架是构成建筑物的主体,而斗栱结构是木构建筑中变化最明显的部分,斗栱的萌生、发展、成熟勾勒出中国古代建筑演变的脉络。而且,数字化技术除了要留住文物本身的信息,还要服务于文物保护方案设计、修复效果的仿真实验、文物演变推理、微小变化分析、影响文物变化因素分析等。“很多技术都还在探索阶段,任重而道远。目前,我国对古建筑古文物的数字化保护还处在起步阶段,但有关部门已经越来越重视。在近10年的时间里,浙江大学就做了上百个案例,包括须弥山石窟考古、云居寺雷音洞考古、云冈石窟第三窟的数字化记录和3D复原,以及西藏阿里托林寺白殿的壁画记录等。
其实,认识到数字化的重要性,是开展古文物数字化最重要的事,也是最难的事。一旦认识到位了,相应的工作就能跟上,包括技术的研发、经费投入、标准建立和人才培养等。中国广大的文物,还没有类似巴黎圣母院级别的详实的数字档案,所以我们必须强调,必须呼吁赶快做。不少专家反复强调“记录”,特别是档案级别的记录。地、水、火、风都不可预测,而文物太脆弱了,抢救文物信息的时机,也可能稍纵即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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